但汉哀帝听了很不高兴，脸色之难看让左右之人都十分害怕。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把王闳赶出去，以后不得再侍宴。

当初那些人拿高务实比作董贤，后来引起朱翊钧震怒的主因就出在这里。朱翊钧自问与高务实的既是君臣，又是知交，把两人的合作看做自古以来明君贤臣的典范，怎么能容忍有人将其看做哀帝与董贤？

朱翊钧从东厂和锦衣卫处得知消息的时候真是肺都要气炸了。那董贤除了长得好看，整日就是侍候哀帝，这哪是什么国之贤臣，不过是后宫那些阉宦一般，怎配与朕当做国之栋梁的务实相提并论？

再说汉哀帝，那是个什么狗屁皇帝，居然拿他与朕作比？

不过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朱翊钧在这件事上的愤怒，并不仅仅是出于汉哀帝有宠信董贤、搞出“断袖之癖”这个成语由来等问题。作为皇帝，他更敏感的部分还是哀帝的政治作为正好与当时的他有类似之处。

什么类似之处？有两点：第一点是都很年轻第二点是喜欢改革。

先说年轻。汉哀帝驾崩时年仅二十五岁，在位仅仅六年，虽然他登基的时候已经是成年国君，但在位期间大致与当时已经亲政的朱翊钧年岁相彷。

再说喜欢改革。在政治上，汉哀帝即位后，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接受大司空朱博的奏请，取消成帝绥和年间的官制改革，恢复丞相、御史大夫的二府体制。同时亦取消州牧，恢复刺史。

不过，到了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月，汉哀帝又恢复三公体制，但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将丞相改称“大司徒”，并提升大司马的地位，使其为三公之首。这三公新改之后，分别由董贤、孔光、彭宣出任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哀帝还想改革司直、司隶，并增设司寇一职，但事情还没确定就驾崩了。

在汉哀帝的在位时期，宫室、苑囿、府库的收藏已经很多，百姓的资财富有虽比不上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但人口达到鼎盛，是有汉以来最多的，于是哀帝也想改革经济。

哀帝继位初期，以左将军师丹代替王莽担任大司马辅左朝政。师丹一上任就向汉哀帝提出限田限奴的建议，企图使汉家摆脱厄运。

经过群臣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制定具体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以二百人为限，列侯、公主一百人，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超过以上限量的，田蓄奴婢一律没收入官。

这本来已经可以说是做出过一定妥协的改革，但依旧遭到了把持朝政的权贵的反对。首先是遭到丁、傅两家外戚的反对。而汉哀帝本人对这一诏令也没有实际的支持，特别是后来他竟一次赏赐董贤两千顷土地，是限田最高额的近七十倍，于是限田、限奴婢令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朱翊钧看来，高务实怎么可能是那些人口中的“董贤”？别的不说，高务实当时说朝廷应该收商税的时候，那可是在原本没有税种的情况下，让京华主动上缴相关税收，以此来开风气之先的。

更不要说赏赐不赏赐了。算起来，他朱翊钧这么多年下来赏赐给高务实的钱财简直不好意思开口，高务实带来各种大胜，皇帝的赏赐无非几匹红绸子、百十两纹银之类，完全都是按照过去的例子比照着来。

高务实真正拿到的“赏赐”，恐怕认真来看也无非就是皇帝的一些赐字、赐诗，大抵都是荣誉方面的，没什么实际财富。当然，高务实看起来也不怎么需要钱财赏赐就是了。

另外，汉哀帝虽然也是搞改革，但他不仅严于律人做得不到位，更关键的是根本不能做到严于律己。自己都做不到，别人岂能服气？

他和高务实这对君臣则不同，或者说因为高务实的坚持而变得不同。就说京师附近的皇庄问题，原先京师周边的皇庄遍地都是，现在还剩下多少？那不都是高务实劝他退还给庄民自耕的吗？

而高务实自己也没闲着，用了很多相较于这个时代先进得多，也人性化得多的金融手段来推动。这些手段可以很好的促成此事，又不会给赎买田地的百姓带来过高经济压力在这其中，承担垫资贷款责任的就是京华。

这一桩桩、一条条，都是在为民间做实事，也正是因此，高务实在京师周边虽然有很多产业，有很多家丁，但从来没有闹出过当地百姓与高家家丁爆发群体冲突的事件这种冲突在此时的大明可不少见。

这就说明高务实的的确确在民间拥有很高的威望，清名卓着，百姓都认为他是个好官。同样的，能信重这样的好官，那么皇帝当然也是圣聪圣识。

最后，朱翊钧的愤怒还来源于一点，就是汉哀帝死得早你们这群逆贼是在咒朕早崩？

这可不是小问题，在皇权时代这是要命的大问题，于是综合这以上种种，骂高务实是董贤的一帮人自然就倒了大霉。

这么多年下来，高务实的功劳越来越多，多到很多人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后他们便又产生了一种心理：指望高务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