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头上迎接高务实的官员虽多，但与别处颇不一样，并没有严格区分文武，这一点很有当地特色。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也是高务实对天津一贯有所偏爱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说不严格区分文武很有天津特色，这要从有明一朝天津卫比较独特的的地域型政区说起。

所谓地域型政区，就是城乡不分，“城乡合治”的一种政区类型。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大多实行“重农轻商”的政策。

这样一来，工商业就主要集中于城镇，而“城乡合治”的地域型政区则成为国家控制城镇的有效的行政区划方式。

后世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只有城镇而没有城市，直到“20世纪初期开始将市作为行政建制而设立”，城镇才被完全纳入到“城乡合治”的网络之中。

地域型政区中的城镇，没有行政区划上的独立性，地位也不突出。地域型政区内的人口主要是农业人口，呈分散分布状态。人口的非农化和聚集程度都很低，生产力呈面状分布特征。商品经济往往不发达，区域经济呈稳态结构特征。

当然，封建社会也有“城乡之分”，但这纯粹是从经济与地理意义而言。若从作为国家上层建筑行政区划来看，仍然是实行“城乡合治”的方式，也就是地域型政区。

这些城镇乃至规模较大的城镇，依然不具备独立政区的基本要素和本质特征，当然也就不可能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行政区域。直到进入明代，城市发展虽然相当兴盛，但也都是地域型区划的附属物。

具体到天津，其地域型政区源自军事型政区天津卫。如果纵观原历史上的明清两朝就会发现，天津地域型政区由确立到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必然结果，不但完成了从军事城堡向行政区划的转变，也为近代天津由地域型政区向城市型政区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行政区划的迅速发展，可以折射出天津的重要性，因此它在这两朝，尤其是晚清时期获得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拟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当然，晚清太远，这里就不说了。

天津本是漕运的重要中转站，又是拱卫北京的门户，故于明中叶以后，天津因漕运而发展起来，行政事务越来越多，但军事城堡天津卫，其管理系统偏偏既简单又不全面，显然不能很好地完成日益庞杂的漕运任务。

到了隆万之交时期，高拱在高务实的建议下，同时也是在月港“试点”大获成功之后，开启了更多港口的开海通商之路。高务实本人则首先把天津港作为京华海贸的重点工程来建设运营。

此后不久，天津港很快成为大明最重要的几大港口之一，不仅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以此处为枢纽，国内的漕运也改为海运，由南方各省送至天津港而转运北京注：漕运改海运之后，大运河作为民间商路使用，仍然设关征税，反而成为商税要点。

这样一来，天津港的行政事务就越来越多，原本天津卫简单的军事化管理机构越来越无法承担相关任务。于是，改革便成了当务之急。

由此，在高务实的推动之下，明廷开始在天津设置文职衙署，出现文武衙署并存的情况，天津军事型区划特色则越来越澹，必然由军事管理向行政管理过渡。

其实，弘治朝之前天津设置的衙署以武职居多，说明军事色彩很浓，随后文职衙署慢慢开始设置。而在天津开港之后的万历朝，文职衙署的设置勐然开始增多，并很快超过了武职衙署。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新设衙门，应该就是“户部关税署海关司天津分司”、“户部审计署天津审计分署”，以及都察院的天津察院察院的相关问题在高务实任职广西巡按御史期间解释过，这里就不赘述了。

总之天津新增的文职衙门虽多，但三个最重要的新设衙门中有两个都是户部直辖的，可见天津的地位提升与经济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而其中高务实的参与度可谓是非常之高。

不过以上衙门虽然重要，但重要在于具体事务的处理功能。如果宏观一点来看，天津行政地位的提高还是要从“达官要员”的设置来论。

在原历史上，天津由军事型政区转变为地域型政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纯军事堡垒永乐到成化年间军事型政区为主，地域型政区出现弘治到万历中期地域型政区进一步发展万历中期到清雍正三年地域型政区正式确立清雍正三年。这是天津地域型政区从出现到发展再到确立的大致过程。

首先是地域型政区的肇始天津道整饬副使的设立。天津城内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三卫及其官长历来争权夺利，遇事则推诿扯皮。

究其原因，主要是长官级别一致，三人同处一城，偏偏互不统属，使得天津卫城的管理不善，以致“顾乏帑积，势不可猝办”。

天津作为“密迩神京”的漕运重地和中转中心，三卫的混乱管理状态必然使天津卫城出现某种失控现象，最高当局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