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就是两班。

但如果直接把朝鲜两班当做大明的文臣武将来看，那又有所不同。朝鲜这个两班，可以说是其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常人所不敢想的政治特权世代有资格做官和经济特权免田赋，免徭役。普通人见到他们，都要尊称一句“两班尼”尼，就是朝鲜语老爷的意思。

从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在这个半岛近千年跌宕起伏的政治舞台上，这些人一直都是名副其实的重要角色。

两班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王氏高丽时期。高丽史记载，太祖元年公元918年甲午条：“习仪于毬庭，文武俱就班”。此处两班还单纯指的是文武官员。高丽王朝初年，文武官阶散乱，官员皆是开国功臣、地方豪强。而他们之外的人，就被称为“庶人”，仕途受限，政治基本上就被这些贵族构成的“两班”所垄断。

这些大佬在朝中晃来荡去，搞了个功臣政治，尾大不掉，如果长此以往，对王权当然是很大的威胁。于是到了高丽太祖的孙子、高丽第六代王、高丽成宗那里，便学起了中国，搞起了科举制度。

当然，这里的科举还不是宋代那种普遍展开的科举，而是唐代那种不动摇贵族政治的科举。毕竟改革还是要以稳定为基础，不能迈开步子扯到蛋。

因此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就是为了高丽贵族子弟通过进入科举补习学校“私学”，从而在考试中获得一个好成绩，故而开了科举。然而，这么做虽然给贵族们增加了压力，但是人还是那帮人。

这就好比后世一般的孩子，要去和那些从小学八门外语、上十门补习班的学区房孩子p，确实有些难度。

但是经过这么一搞，对王室而言还是有些好处的，那就是搞出了崇文的风气。科举首重文科，于是文官的地位大大提高。

与中国差不多，王室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也继续往重文轻武上面靠，故两班实际的重头就是“文班”。后来高丽朝搞“文武散衔”制，文班地位也高于武将。再后来搞的“柴田制”，也就是官员等级工资制度，文官同样比武将大大的高出。

这么一来，尤其是时间长了之后，武将们就不干了。老子带兵打仗出生入死，凭什么比不上你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于是到了1170年，武将郑仲夫发动政变，从此高丽进入了武官专政时代。

武人打仗可以，治国就相对没有经验了，可那些个文人成了敌人，也不能再用，怎么办呢？于是在武官专政时期，便大量地提拔地方乡吏，杂役担任要职，“两班”贵族的门槛开始被打破了。

再后来，高丽被元朝打败，成了元朝的附属国，任由元朝摆布。这时候开始，原先一些地位较低，不入流的译员、医官之类，因为和蒙古人往来密切，也被受重用，纷纷提拔至高位。

这样一来，实际上“两班”的范围就大大地扩大了，原来只是些贵族能成为两班，现在贵族们看不上的一堆人也全部变成了两班成员，两班就开始变得鱼龙混杂了。

贵族要保持贵族的尊崇，要的就是高高在上的身份，这个身份最好是由血统确定的，是上天赋予的，不能让别人染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陈胜吴广这种“反贼”才打出的旗号，统治者们显然不能允许这种动摇统治阶级身份基础的情况持续存在。

于是，到了元末明初，李成桂推翻高丽建立李氏朝鲜的时候，就对两班制度来了一个大改革。怎么个搞法呢？

首先，就是要把乡吏，胥吏这些身份的人从两班中剔除出去。在贵族眼里，这些技术官僚是没有办法和他们这些天皇贵胄相提并论的。

文班贵族，读的是孔孟圣贤书，讲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其他巫医乐师白工这类的具体技术型工作的人，就不再当做两班贵族看待。还要取消乡吏的外邑田，制定乡吏惩处法，设立监督乡吏的留乡所，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等等。

其次，是全面实行有利于两班阶层的科举制度。一个阶层要具有生命力，首先要有危机感。后世管理学上讲一个鲶鱼效应，说是渔夫怕捕捞上来的鱼死掉，就往里面丢几只乱钻的鲶鱼，让鱼都活动起来，锻炼锻炼身体，那就不容易死了。

于是，李朝也就搞了强化科举这么一个鲶鱼，给你们这些纨绔子弟一点危机感。李朝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女才能受门荫，其余的人做官都要考，你们就好好读书去吧。

但是李朝的科举会不会像中国的科举那样造成社会流动，瓦解贵族政治，进入平民政治呢？那当然不会。

李氏朝鲜的科举主要分文科、武科，杂科。其中能做大官，升入两班的，主要就是文科。然而在文科考试中，朝廷首先在身份审核上就设卡，乡吏子弟参加科举必须“四祖审查”、“两班举荐”，且参加文科考试还要多考“四书一经”一门，并且经过郡县衙门同意。

而且，李朝科举，所谓“庶孽”也就是小妾生的儿子、二婚生的儿子、私生子这些，都不能考科举文科，这样就大大限制了两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