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君，这就是海贸同盟为何敢于一战花费那许多火药的原因：一战而换取十余年顺利贸易，那是多大的利益啊，怎么可能会亏？

那么反过来说，在如此巨大的贸易收入支撑之下，海贸同盟削减跳帮战所需的兵力，转而全力加强大筒配备，这又有何不妥呢？兵员每月都要给俸，大筒只要装备上了，只要没打仗，那么之后可不需要花多少钱无非让大筒手平时做些防锈之类的养护罢了。”

黑田如水这波解释可谓详细，毛利秀元明悟过来，恍然道：“难怪，难怪我明白了，原先我一直好奇，为什么海贸同盟出航总是成群结队，很少有单舰独行。

原来是因为他们的战法限制，其单舰战力很是有限，如果要发挥大筒的威力，则船队规模便是越大越好。”

宇喜多秀家把话题转回水军刚才的表态上，问道：“如水大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大筒装船的意义在于大筒足够多，而且战时一定要集中使用才可以发挥？

而我水军目前装备的大筒虽然说起来也不少了，但面对明军水师或者北洋海贸同盟而言则仍然可能居于劣势，因此不如干脆放弃大筒射击，依然使用我水军最熟悉的接舷跳帮作战？”

黑田如水却不直接回答，反而望向藤堂高虎与胁坂安治，道：“这个问题要问水军的最终研判，我方才只是对海贸同盟轻接舷而重大筒这一现象做出解释。”

藤堂高虎与胁坂安治能说什么，自然只能表示承认。藤堂高虎还补充道：“除了大筒数量相对于明军而言必然处于劣势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则是我军火药不足。根据计算，如果真的去和明军水师打一场大筒炮战，那么现有的火药储备肯定严重不足，很可能还需要陆师方面为水军提供至少万斤火药方可一试。”

一听这话，所有日军将领纷纷摇头，莫说毛利秀元了，就算宇喜多秀家都直言不讳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今明军陆师新任提督麻贵正率领十万大军南下，陆师方面压力巨大，火药储备本就可能不足，如何还能匀出这么多来支援水军？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说来有趣，由于高务实的蝴蝶翅膀影响，此时的日本水军居然早了两百多年见识到世界海军的发展方向，尤其是海上武备的发展方向，只是限于日本的国力，他们最终没能随之做出正确的选择或改变。

其实别说日本，如果不是有高务实的出现，大明即便更早接触并曾经与西洋海军爆发海战，可是在原历史上大明水师的海战思维转向也谈不上多快，甚至给了后世不少人一个印象，就是大明水师思想保守，明明见识到了海军发展的方向却依然固执己见、不思进取。

其实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明代是东西军事技术开始拉开差距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西学东渐比较兴盛的时代。嘉靖以降，倭寇、海盗、欧洲势力接连并持续侵扰大明，故而为应对海防需要，大明水师其实也经历了两次技术和战术的变革。

第一次就是嘉隆万时期，以引入佛郎机炮为中心第二次是天启崇祯时期，以引入红衣大炮为中心，这两次变革也都为大明水师带来了相应的战术调整。

在第二次变革前，大明水师在海战战术的重要性次序仍是以火烧船“以船冲犁”最为重要，在海战以冲沉贼船为首功，而斩级擒俘则次之，至于以炮伤人、以炮毁船的情况则并不多见。

不过到了17世纪初，荷兰人因为在西方海军竞争中获胜而顺利东来，其船铳数量与威力比之葡萄牙船更多更大，几场冲突下来也使得大明认识了其性能特点，并且专以“红夷”大炮称之。

在海防问题最为严峻的东南沿海，大明水师迅速把红夷大炮应用于海防战船，并且突破大型火炮装备战船的数量限制，出现了专门化的“熕船”，同时衍生出舷侧炮技术，这就已经与欧洲船舶的炮击战术十分接近。

从崇祯年起，海盗和官军船只就开始装备多门红夷大炮。1633年明荷料罗湾海战，明军的大型战船分别装备16门、20门、36门大炮。

后来荷兰台湾长官汉斯蒲陀曼有这样的记载：郑芝龙战船“按荷兰模式建造，庞大精致，装备精良的帆船及舰队，还在船上装配了一部分能被拖动、带有环栓、置于双层甲板的大炮”。

1635年，在剿灭刘香的战役中，郑芝龙的战船“每船可安置大铳二十四位，炮声一发，裂云穿浪，卒成馘阵之功”。

当然，彼时装备十几门、甚至多至三十六门红夷大炮的战船并不普遍。一则是红夷大炮重量很大，装备十几门甚至几十门炮，这对于战船的体量要求比较高二则明代原有的发熕炮和红夷大炮在技术上是一种承接关系，因此明代战船上很可能是将红夷大炮和发熕炮混装。

除了数量增加以外，当时大明水师火炮的配套设备也逐步完善起来。最初装备的发熕或者红夷炮都是放在木架上，木架下面铺有泥、糠、稻草，以缓冲后坐力，但是随着大型火炮数量增多，大明水师也开始出现铳车、舷窗、炮孔、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