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平乱开局不利，不惟江东之一人难以免责，甚至连内阁、兵部乃至于新任四川巡抚不久的宋良佐都感到压力山大。

内阁和兵部担心的是“负领导责任”，这个好理解，宋良佐为什么也担心？其实一样他也负领导责任虽然大家明面上都是巡抚，但整个平定播州之乱的地方决策层里头，他宋抚军其实也是顶着主要责任的，只是他这个责任属于“按例”：大明只要西南有事，四川巡抚通常都是头一号责任人，因为四川的实力相对最强。

西南战事由于最终选定的平叛主将是刘綎，所以在朝廷层面也是以高务实为主要“领导”的，出了这档子事之后，高务实连忙和陈矩一同面见皇帝请皇上息怒。

朱翊钧看来不容易息怒，当时就骂道：“朕反复告诫西南各官，此番剿逆当以稳妥为先，切不可轻敌冒进！此前两次便是轻敌大意，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他江东之视若无睹！封疆大吏身临战阵竟如此昏庸，如何能胜反贼！

再有就是，此番进剿之兵全军覆没，亦可见贵州各地驻军羸弱不堪，若非反贼面对刘綎大军压境暂无扩张之意，恐怕贵州阖省现已在反贼掌握之中！朝廷的脸面，朕的脸面，都被江东之丢尽了！其罪当诛！其罪当诛！”

江东之字长信，别号念所，安徽歙县人，并非实学派一系，早些年甚至还因弹劾案与实学派有过一些矛盾曾被贬官外放后来才又逐渐爬升回来。

不过高务实对他的印象倒不算很坏，此人当初任大理寺少卿，上疏弹劾为官不正者颇有几例，倒也不专门弹劾实学派官员，还曾平反昭雪一些冤案。

后来他出任贵州巡抚，任上也算体恤民情，而且实施了多项惠民之政。比如他在贵州这种穷地方居然也开征了商税，虽然所获不多却还是从中提取一部分来雇工拓荒开垦，建立多个公益性质的田庄，如“惠民药局田”，以田租购药以救治贫苦病人又有“右文田”，以其收入接济贫苦学生。

正因如此，他在吏部考课中常年获评优等，而高务实一贯喜欢能踏实做事的官员，因此也不以他原本心学派的出身而为难他。久而久之，江东之的派系色彩越来越淡，某些时候甚至被看做是从心学派“跳槽”到了实学派一边。

当然，随着实学派这些年的全面增强，类似于江东之这样的官员绝非特例，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不过，由于此时还是李如松刚刚进入朝鲜的当口，播州方面哪怕没有好消息，至少也不该出现坏消息才是，所以高务实也知道这次保不得江东之，只能尽量控制影响，不能真的因为“其罪当诛”就给杀了。

于是他进言道：“皇上息怒，江东之虽有轻敌冒进之罪，但其为官清正，办事勤恳，抚贵以来内政颇佳，再加上此番战败之后他也诚心悔罪，并无推脱卸责之举，可见还是勇于任事、勇于负责之人，请皇上免其死罪，先革职为民即可。

另外，臣以为经过此战，也足见杨应龙是彻底下了决心要谋反，并非朝廷冤枉了他，而且播州兵强马壮不可小觑，调动刘綎等部二十万大军之决议正确无误。朝中早先有些人为杨应龙开脱卸责，如今看来皆可休矣。

只是眼下朝廷刚刚击败察哈尔，又兵发朝鲜存亡继绝，粮饷方面虽非不足，但运力却难抵达朝鲜远在辽东之南，播州更处群山之中。

户部即便有粮可发，调配运输却难，即便行臣此前就地买粮之策，这筹措也总需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臣以为前线各军一来需要加紧练兵，二来需要尽量换装，以免六路大军真的只有刘綎一路能打。

再有便是，历次加兵播州一带，黔、蜀两省之间总不能有效形成互助，臣请暂由四川巡抚宋良佐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事毕即裁。”

朱翊钧应允并随即下达口谕：“就依你所言，先罢免江东之贵州巡抚之职，让你觉得谁适合接替？”

高务实道：“臣以为福建左布政郭子章可以接任。”

郭子章字相奎，号青螺，自号蠙衣生，江西泰和县人，原属心学一脉，但隆庆五年考中进士时座师为张四维，转而加入实学派。

此君历任福建建宁府推官、南京工部主事、广东潮洲知府、四川提学佥事、两浙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福建左布政，官运在同科之中不好不坏，勉强算个中上。

高务实之所以看上他，主要是因为此人在福建任上对于京华移民台湾岛的支持力度很大。同时他作为福建左布政使，很好的学会了高务实那套通过商业反哺和带动农业经济的做法，在大力发展福建传统优势如海港贸易、渔业、盐业之外，又在全省各地积极推动茶叶种植，走经济型农业的路子，效果显著。

另外，他还对高务实在全国各省宣传的土豆、玉米很上心，亲自在布政使衙门后花园里种了一些来观察产出，确认其优点之后立刻全省推广。

尤其是在福建山区也能大范围种植的土豆，更是成了他任上主推的农作物，以至于他任福建左布政的第三年，福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