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不妥，他本人应该负责。同时又说，由于亲事已成，他必须保住儿、媳之令名这桩婚事是徐学谟之女嫁申时行之子申用懋，故愿意请辞本兼各职以自证。

申时行这个表态其实是典型的以退为进，因为本身伐元之战的胜利，他作为首辅也是有功的，刚刚还因此被晋升了虚衔呢，皇帝怎么好立刻因为姻亲这点事打发他走人？

更何况申时行现在走人，内阁少不得继续调整，并且还会因为实学、心学实力严重失衡而导致外廷动荡。故而在朱翊钧看来，申时行这话说出来其实就是反将一军。

其他人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更对申时行、徐学谟不满。但正如刚才所言，申时行现在的确动不得，于是大家就把火气都撒到了徐学谟头上，纷纷进言论及徐学谟的一些破事。

其实徐学谟在政治上算起来并无大过，而且作为当代文坛大佬之一，他本人在士林之中的名声原本也还不错，然而他的名声坏就坏在交游广阔上。

此公因为著作甚丰，与许多文坛大佬关系密切，这本来是好事，但偏偏因为交游过于广阔，朋友太多，有时候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很微妙，这就出现了问题。比如王世贞原本和徐学谟关系也很亲密，万历十七年时徐学谟省亲返回苏州，王世贞还亲自去拜访过他。

然而王世贞这人之前说过，他才学虽然好，但对人容易陷入极端评价，有时候会因为自身观点与人相悖而刻意抹黑别人，历史上他对高拱、张居正都有这样的作为。

他对徐学谟也是一般，历史上他俩原本关系很好，然而奇怪的是，万历十七年王世贞还在主动拜访徐学谟，但在万历十八年左右成书的首辅传中，王世贞却把徐学谟写成了一个卖友媚上的无良小人，对徐学谟的描述堪称毒舌。

王世贞在文坛的名头比徐学谟还要响亮，他的评价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就导致了徐学谟的声誉急转直下，以往一些小过也被人拿出来反复鞭挞。此时大家的抨击也几乎都例举了王世贞在首辅传中提到的那些事，把徐学谟怼得心中暴怒，竟至君前失仪，咆哮文华殿。

这下子事情就按不住了，申时行自己因为涉事不好多说，王锡爵本来想帮徐学谟，但才刚刚说了两句，就被人怼了回去，说他包庇乡党因为王锡爵和徐学谟都是苏州人。哦，对了，申时行也是。

这下子徐学谟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再争辩已经毫无意义。何况皇帝这两天正是君威极盛之时，你徐某人居然敢君前咆哮，朕还能容得了你？

最终的结果不出意外，徐学谟争了一会儿，干脆也主动请辞，而皇帝虽然本不愿事情搞得如此僵硬，打算事后等他“再三请辞”才批准，可惜众臣不答应，纷纷拱火，徐学谟因此越发坚持，不肯继续当政。不得已，皇帝只好答应下来。

这一下事情牵连就大了，尤其是对于申时行和王锡爵而言，如果在实学派声威大振之时他们再丢了礼部尚书的位置，心学派可就真是被实学派压着打了。因此在接下来推举礼部尚书之时，他们也顾不得什么避嫌，哪怕亲自上阵，也绝不允许实学派的人顶上这个位置。

为了礼部尚书的改换问题，廷议争得十分激烈，到了最后，申时行和王锡爵也没完全达到目的，但是避免了最坏的结局：新任礼部尚书的人选被确定为于慎行。

于慎行是隆庆二年金榜出身，其老师是张居正。虽然张居正留下的门生弟子并未遭到高拱的打压，甚至如梁梦龙这样的弟子还加入了实学派本质上张居正也是信奉实学的，所以这话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梁梦龙加入了高党。

然而于慎行却有些特别，他的特点是“不党”。于慎行的为人一贯以忠厚平恕、襟怀坦白著称。不管是对皇帝、对首辅还是对同僚，皆心胸坦荡、真诚相待。

比如早年曾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讲课完毕，朱翊钧让人拿出许多历代字画，叫他们赋诗题字。于慎行学问虽好，但字写得不好，只好自己作诗，请人代题，并当众承认自己写不好字。朱翊钧反而很赞赏他的诚实，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于慎行的表现更出众。那是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对稳定朝政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张居正个人作风独断专行，钳制下僚、压制百官，引起朝武官员普遍不满，甚至闹出了学生弹劾恩相的大事件。

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被下狱谪戍。同僚皆畏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当时就引起张居正不满。

到了万历六年，张居正父亲病故，他不想尊制守丧，授意门生提出“夺情”。朱翊钧予以批准，结果举朝大哗。于慎行与其他大臣一起疏谏，以纲常大义、父子伦理劝朱翊钧收回成命，张居正由此更不高兴。

于是有一次，他见到于慎行时便说：“可远，你是我最赏识的学生之一，我平时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也这样对我！”

于慎行却恭敬而肃然地回答：“正是因为老师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