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话，在“文臣”这个范畴之内，皇帝陛下您怎么封赏高务实都行，但绝对不能把武臣封爵那一套用上。这其中更有甚者，认为就算要给高务实封爵，那也必须按照李善长的模式来办。

至于什么叫“按李善长的模式来办”，那自然是说按照李善长当年文官封爵的办法来给高务实封爵：李善长可是开国韩国公一开始是宣国公。呃，至于韩国公后来为何除爵，那是另一回事了，总之都怪胡惟庸案。

说实话，这提议倒是个“创举”，因为朱元璋封李善长的时候，还并没有说将来只有军功可以封爵这话。

中国的爵位制度出现很早，自周朝开始就出现了公、侯、伯、子、男这五等爵位。汉朝把五等爵位变成了王和侯两种，能够得到这份殊荣的都是皇帝的本家、外戚和有功之臣，后来又把担任丞相一职的人封侯。自汉朝以后，尤其是到了五胡乱华时期，封爵就变得异常混乱，基本上在朝廷内任职的人都可以获得五等爵位。

到了大明朝，形式为之一变。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给功臣以及死难将士的封号也都是五等爵位。可是等到坐稳天下之后，朱元璋又觉得封爵太滥了，似乎显不出尊贵来，于是就把五等爵位变为三等爵位，也就是只有公、侯、伯，并且规定，文官不得封为公侯，最多只能封为伯爵，而且前提是必须立有军功。

从表面上看，是朱元璋苛刻，舍不得爵位赏赐，毕竟一个文臣一般是不会有机会立有军功的。这从一方面来讲，这个政策确实是朱元璋对武将们的偏爱，因为武将只要是有爵位，哪怕官职没有文官大，在朝中受到的尊崇和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文官势力。

可惜，这个制度在明中后期没有坚持下来。总兵在明朝属于武一品，可是在明末却出现了“总兵帐下无县令，县令亲随有总兵”这样的过于贬低武人的局面。而为了鼓励文官们立功封爵，在明朝的官方学校里，惯例是要开武备课程的，学子们一面学习圣人之言和治国之道，另一方面还要学习兵法和弓马当然制度是制度，你学不学那是另一回事。这个制度是朱元璋的首创，所以明朝初期文臣们大多都是文武双全的。

然而开国皇帝也并不是神，实际上在原历史上明朝的277年里，文臣封有爵位的一共只有九人，封为公爵的只有一人，其余八人都是伯爵。

唯一的国公便是韩国公李善长。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萧何，在朱元璋起事初期就跟随着他，虽然读书不多，但计谋百出，为大明朝的建立立下了殊勋，因此朱元璋把其奉为自己的萧何。

明朝建立不久，李善长就被封为韩国公，俸禄四千石，立有铁券世袭罔替，并且免本人两死，免其儿子一死。可即使是这样，李善长最终也没能免除一死，因受胡惟庸案牵连，全家七十余人被杀。相对于其他人来说，朱元璋对他还算“够意思”，给了李善长全尸，并且因为李善长儿子是驸马的缘故，免除了李善长的长子一死。

然后八位伯爵里，排在最前面的是诚意伯刘基，也就是刘伯温。

不管是神话还是现实，刘伯温的能力确实抵得上汉朝的张良。虽说之前刘伯温是看不上朱元璋的，但是自从投靠了朱元璋之后，他奇计百出，为朱元璋创立大明朝立下了不朽功勋。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被封为诚意伯，岁禄240石。就算是刘伯温自己不在乎，岁禄也确实少得可怜，不过也有一说是朱元璋为了保护刘基，怕封赏过厚，会引起其他人的嫉妒，这个就看怎么理解了。

然后是忠勤伯汪广洋。汪广洋在明初的职务是高于刘基的。因为刘基说过，自己是不能够做丞相的，所以汪广洋被封为右丞相。这个人一辈子小心谨慎，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在洪武三年被封为忠勤伯，岁禄360石。

接着是忠诚伯茹嫦。无论从朱元璋还是朱棣，对茹嫦这个人的评价都很高，可是其作为却不敢叫人恭维。原因是，他作为一个文臣被封为伯爵的理由并不是立有多少军功，而是劝进。

朱棣攻入南京之后，茹嫦首先劝朱棣即帝位。作为一个老臣，在面临篡位的情况下，不是奋起抗敌，却在作为谈判代表与朱棣谈判时，话都不敢说。可是等到朱棣进了南京，却第一个跳出来劝进。

朱棣当然大喜，一个敌对方的大臣劝其称帝比己方劝其称帝不是更好吗！于是茹嫦以劝进之功被封为忠诚伯，岁禄一千石。并且，朱棣还对其大加称赞：“威仪山立、气宇渊深、品物咸熙，令闻卓著与四方”。这还不算，朱棣还赋诗夸奖他：“古今多出忠良士，罕有茹公立大勋”，简直了。

再然后就到了靖远伯王骥。王骥就是朱元璋那种文武双修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文官，也是真正意义上靠军功封爵的大明文臣第一人。

明朝正统年间，王骥在征伐麗川宣慰使土司思任发、维摩土司韦郎罗的战役中立有军功，被封为靖远伯，岁禄一千二百石，后来又增加了岁禄三百石。

应该说，王骥能力是很强的，可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