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倭寇袭击引起，但倭寇人数远低于漕军，谁也不能说舒应龙这漕运总督用兵有误，给了倭寇可趁之机——两三万人被千余倭寇给袭击成这样，怪他这漕运总督可说不过去。

于是责任在谁呢？自然是在兵部，甚或因为户部有了关税署和税警总队，弄不好也得沾点责任。那么站在舒应龙的角度来看，事情若是到了这一步，申元辅和王阁老肯定会把屎盆子往兵部头扣，这一点毫无疑问。

周本兵任不久，这事非要拿他开刀似乎理由不太足，但事情发生了总得有人负责吧？那么心学派如果操弄得法，罪责可能就要梁阁老(梁梦龙)担，即便操弄得不太成功，说不定兵部或者户部也要献祭一位侍郎——如此一来，心学派也可能抓住机会推一位自己人马。

此时此刻，若是舒应龙又平定了南京漕军暴动，他是不是就很有机会顶这个缺，从此由地方大员位晋中枢，成为堂官了？”

虽说有些地方大员地位很高，实权也大，但大明朝廷的风格是京官见人大三级，三品侍郎往往比二品地方大员地位更高，故舒应龙即便只是回京做侍郎，也比漕运总督更加接近皇帝——接近皇帝就意味着地位提升。

况且，很多时候吏部侍郎直接入阁也是常事(一般只有吏部侍郎会这样)，只要他先获得侍郎身份，将来有机会转去做吏部侍郎，便有可能跳过尚书一级直接入阁。

以这些虽然说起来好像挺复杂，但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只要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了，那最终结果几乎水到渠成。

高务若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最后问道：“那江南财阀的目的就只是为了切断漕运，自己拿下海运输粮这一买卖？”

“这是最直接的目的，但并不完全。”高务实微微摇头，沉吟着道：“我觉得江南财阀……或许在与京华对抗这件事已经不如过去那般坚定，此举在某种程度是对我的一种试探。”

“试探大兄？”高务若愕然道：“他们想试探什么？”

高务实道：“从浅层次来讲，自然是试探我能否允许他们在海运多分一杯羹。而从深层次来讲，则或许是试探我有无将他们吞并之意。”

高务若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旁边曹恪却“啊”了一声，诧异道：“他们居然开始考虑投降了？这不应该啊，他们可是心学派的金主，心学派如今可是掌握着首辅之位的，他们何至于想着投降？”

曹恪到底是跟随高务实时间更久，陪高务实去过广西的首席大弟子，反应的确比较快。不过他这话说得还是有些夸张了，高务实倒没觉得江南财阀这么做就一定是“考虑投降”，人家没准只是考虑和自己签个“互不侵犯条约”呢。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曹恪不理解其中的道理，高务实却觉得很简单。

毕竟是江南财阀嘛，财阀的本质是什么？无非就是资本。资本只在乎利益，任何其他的事物只要和利益相冲突，在资本眼里就都是可以弃如敝履的。礼义廉耻是如此，盟友打手自然也是如此。

《是，大臣》里有两句经典对白：“我想有颗清白的良心。”“你几时有了这种奢侈的想法？”——用在资本身实称完美。

江南财阀撑着心学派和高务实斗了这么多年，虽然双方好几次差点撕破脸，但最终还是因为申时行与高务实二人都有着典型的政客属性，总算维持住了“斗而不破”的体面。

然而，他们在政治层面斗成什么样其实并非江南财阀真正关心的，江南财阀真正关心的只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么多年下来，京华的实力越来越强，而江南的商税征收最终也还是一点一点被推动起来了。

眼见得心学派斗来斗去依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作为幕后金主的江南财阀当然只能另寻他途。

既然消灭不了对手，那就试试看能不能谈判呗。别说江南财阀了，就算后世那些整天自诩绅士的资本国家，谁又不是这副德行？

正因如此，舒应龙与江南财阀虽然不知道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虽然联合了，但却各怀鬼胎。

高务实嘲笑心学派的“团结”，便是因为如今申、王与舒应龙及江南财阀三者之间看似一体，实则各有各的小算盘，简直比实学派内部分裂得更厉害。

实学派内部虽然分作两派，但高务实这一派显然实力更强。欠缺的部分主要是高务实本人因为年龄和资历原因而未能入阁，从而造成了政治的双核心。而只要伐元之战凯旋，高务实便足以取得名义，迫使许国一派接受他的领导。

本质来说，实学派虽然分成了所谓的“激进派”与“保守派”，但二者政治目标基本还是一致的，所争夺的无非领导权。只要一方在政治明确占据优势，另一方就算服软也没什么大不了。

心学派现在反而复杂了，中枢高层与地方大员利益不一致，朝臣与他们身后的金主利益也不一致，看起来只要有人稍微加把火，他们内部闹掰就是一件很值得期许的事。

“加把火”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