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过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变通之法，并不是什么固定规制，顶多算是“潜规则”，而直到明朝灭亡，内阁阁臣的行政级别都极其不稳定。更何况一旦不看那变通之法，则“某殿某阁大学士”本身始终都是品级很低的。

但是除此之外，宰相和阁臣还有一条更关键的差别，那就是从其配套的行政官署来看，宰相往往有自己的正式办公场所与发号施令的机构：宰相府或丞相府。

在过去，比如唐代，文散官的最高官阶叫做“开府仪同三司”，这一条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专给宰相的加衔。而这，也正是明代阁臣远不及前代的一点没有“开府”并且“仪同三司”的权力和地位。

什么叫开府？就是这个人有自己专门的官衙作为办公地点，而仪同三司则是明确规定他开的官衙，地位等同于三司。

何为三司？三公三师就是所谓“三司”。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师。

所以“开府仪同三司”意味着此人的地位就是“三司”这个级别，而大明没有这个说法，因此三公三师也好，还包括三孤三少等，全部成了皇帝可以另外赐予的加衔朕没有赐予，那你们就慢慢混，慢慢升吧，别指望朕一次给你们“仪同三司”。

宰相开府不仅是“仪同三司”的地位很重要，更要紧的是相府里有许多属僚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而内阁阁臣就没这个待遇，一般他们在某殿或某阁办公，手下只有几个管理卷宗、抄抄写写的文书，相比宰相而言，那是寒酸到了极点。

更何况宰相开府还有一个更大的直接权力，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开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权，在某些朝代如秦、汉、魏晋等时期，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绝大多数官员。

这是因为宰相本身只对皇帝负责，而百官反倒并不需要直接对皇帝负责，却是对宰相负责的。

后世很多人不明白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们和皇权冲突那么大、那么激烈、那么不可调和，其实原因就在于此。

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皇权把相权压制得太狠，所以大明朝的文官们对于恢复宰相的真正权力就越发念兹在兹，文官集团长期为此坚持不懈，矛盾当然就产生了，也根本不可避免。

心学派的官员当然也是文官，而且他们比实学派官员更加重视这种有些“复古”的传统。因此，在王锡爵的眼中实学派固然是大敌，但好歹在大范畴内还属于战友，而作为皇权衍申的阉党，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种，根本不可调和，也没有任何调和的理由。

之所以现在心学派和张诚这种阉竖居然搅和在一起，在王锡爵眼里不过是典型的“经权有变”罢了我只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阉竖合作一下，不代表你在我眼里能算个什么玩意。

他刚才一听张诚那个“我辈”就勃然作色，要不是申时行连忙打眼色给他，差点就要当场发作，也正是因此。

我堂堂文人君子，会跟你一个阉竖是“我辈”？你这残缺不全、畜生一样的东西，也配和我这满腹经纶的文人士大夫相提并论？

这就是王锡爵的思想，同样也是申时行的心底所想，无非王锡爵脾气更刚直，而申时行更阴柔罢了，本质上并无区别。

因此王锡爵如此一说，申时行便只好叹息一声，道：“阉竖自是不足与谋，只是眼下实学势大，我辈一时之间也只好含垢忍辱、相忍为国了。可元驭兄这样一说，万一高日新尚未真正飞鹰折翅、猛虎落牙，而张诚却反而倒在了他前头，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元辅此说自然是老成谋国之言，锡爵自然深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等才尤其需要牢牢抓住此次机会，趁高日新被迫放权之机悄然掌握大势，把之前的颓势扳回来，否则下头的晚辈弟子们继续颓唐下去，将来再想挽回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锡爵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故意让张诚这阉竖在前头冲锋陷阵，而我等只要隐于其身后，悄悄拿回这些权力便好。倘若高日新被张诚闹得心头火起，待时局平稳之后，先把矛头对准张诚，那就更是我辈求之不得的大喜事了。”

他的意思申时行其实早已明白过来，无非就是把张诚当炮灰，去吸引高务实的仇恨和火力。高务实当前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便还击，正是心学派悄悄“扳回大势”的好机会。

而等到他能还击之时，一旦把炮口对准张诚，张诚肯定也不会傻傻的坐以待毙，就算最终斗不过高务实这在申时行眼中几乎是肯定的但怎么说也还能挣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同样也是心学派可以利用的机会。

虽说王锡爵这样做，按照一般的是非观来讲的确有些不折手段了，但申时行毕竟也觉得“阉竖不足与谋”，张诚与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同道中人，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含垢忍辱、相忍为国嘛，这又不是贬义词。

他轻轻叹息一声，却沉沉点头，道：“也是难为元驭兄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