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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了扭转武将没文化的整体形象。武之不文，属于整体现象，历代都是如此，大明的武将们自也不能例外。二是好文可以提高武将的声誉。在大明朝，若要成为一代名将，而不仅仅是“悍将”，那并非仅仅凭借自己的卓越战功就行的，必须要借助“好文”，才能成为现实。通过“好文”之举，就可以“有所附丽而益彰”。譬如戚继光就因为好文，并且与汪道昆、王世贞、王世懋、沈希仪、唐顺之等当时著名文人交往，所以“其战功始著”。三是受重文轻武时风的影响，武将不得不好文。原本，明初之时以将对敌，武将的举动还算自由。而其后，武将就开始受制于出镇的太监，又受制于用以制约镇守太监的巡抚、总督。文官重臣握有兵权，又借助巡按纠参武将，这样武将又渐渐受制于巡按。这么一来，武将们面对“随在掣肘”的尴尬窘境，无奈之下，就“不得不文，以为自御之计”了。

可是，武将就是武将，即便像戚继光这样“好文”，也经常得到文官们的赞誉，可是归根结底，他又不会去参加文官科举，拿不到儒生们的功名，所以在和文官的交往当中，仍然免不了在一些不经意的场合下受到文官们的轻视。

而高务实对戚继光，无论是他在这个时代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还是在为官、为人上，为了做事不顾面子的务实态度，都是十分佩服的，所以他对戚继光的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戚继光久历宦海，这点东西岂能看不出来？于是对高务实的观感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