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更多的却是无关国计的鸡毛蒜皮。譬如：禁止皇帝去裕邸怀旧禁止皇帝去京郊散心游玩怀疑皇帝有公费旅游的意图而禁止其去泰山拜祭等等，大有一股欲将皇帝圈养起来当猪喂的势头。甚至，连宫闱私事也要大张旗鼓地拿出来，堂而皇之地论上一论，正气凛然地讲大道理。凡此种种，搞得连脾气好到没话说的隆庆帝也时不时大发肝火偏偏他发完火之后却也没辙，只能又把气给强行咽回去。

其实，皇帝到潜邸散散心、怀怀旧，这偌大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吗？

纯属扯淡。

可既非如此，又何必危言耸听！

想这班掌控全国舆论和公理正义的七尺男儿、热血好汉，放着政事诸多弊端不去关注，偏将目光聚焦于家长里短，盯紧了皇帝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这般孜孜不倦地饶舌，与里舍村妇何异？偏偏还要洋洋自得，以正义之士自居，实则徒增后世之人笑耳。

而徐阶对言官的偏袒，也渐渐失去原则又或者说，他对言路的各种行为本来就没有约束的原则。

隆庆元年七月，皇帝下旨内阁，拟对科道进行考察。官员正直无私且称职者自不会畏惧考核，这原非过分要求，但徐阶却为了保护言官而谏止了皇帝。

是的，皇帝连按例考核官员都要被首辅拒绝了！

此时的皇帝，可以说是完全被以徐阶为首的文官集团控制在手里，想做什么都做不成。

正是这种事事都不顺心，逐渐消磨了皇帝的忍耐力。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呢，之前因为言路攻击他最信赖倚重的师相高拱，隆庆帝本来就有些忌惮这些人现在这些人愈发嚣张，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也非要上纲上线，已经是有理要争、无理也要搅上三分了！到了这个地步，换了谁当皇帝能不讨厌他们？因此自然也就顺带讨厌上了总是一味袒护他们的首辅徐阶。

然而光讨厌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皇帝在外廷没有倚仗，其人本身又胆小懦弱，私下发火归发火，真出了什么事吧，又实在不敢与徐阶去争，只能间中批示，略表不满就这样，还不敢把这种不满说得太过，生怕又被抓到把柄，被言官们强怼回来，甚至吃一顿排头。

比如到了九月，因内官团营事，科道再次议论蜂起，徐阶一如既往地代表内阁对言路表示支持。科道言论每每过激，皇帝不堪承受，发手谕抱怨内阁，言辞间极尽委屈：“这么一点事情，言官也说我不是，你们内阁也说我不是，你们到底想要怎样？”

将皇帝挤兑到这种程度，不论所为何事，不论所处哪朝，似乎都有些过分了。但皇帝的软弱，却愈发给了言官欺软怕硬的借口。隆庆帝本来是个仁柔之君，以仁俭宽和著称，屡被借题发挥地攻击，实在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在这种情形下，皇帝自然就愈发地思念高拱。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正如同人的盛极必衰一样。回头来看，徐阶在隆庆初年政坛上的起伏跌宕，可谓“成也言官，败也言官”：依靠言路造就的舆论声势，达到声名的顶点也因为放纵言路，而失去皇室的信任，后来在一次试探性的请辞中，直接被皇帝批准，黯然回乡。他精明一世，侍奉喜怒无常的嘉靖帝尚且游刃有余，却不能讨得懦弱笨拙的今上欢心，个中原委，着实引人深思。

但此时不是深思的时候，所以张居正开口了：“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眼下重要的是，我等应当看到，如今有能力，也有理由压制言路的人，只有一个。”

李春芳见张居正的目光一直盯着朝皇宫远去的高拱一行，恍然大悟：“原来你是说中玄公啊，不错！若说现在还有谁能压制言路，恐怕舍高肃卿外不作第二人想。嗯，你此前一直为中玄公起复尽心斡旋，莫非也是因为这个？”李春芳对于自己这个首辅直接被张居正无视居然并不生气，这咳，倒是颇有自知之明。

陈以勤听了，则半是恍然、半是迟疑地道：“高肃卿固然深得皇上信任，但他此前下野就是因为败于言路之手，差点从此挂冠归田、老死林间，此番好不容易再次出山，你又怎知他是否还敢继续跟言路做对？”

张居正哈哈一笑，胸有成竹地道：“我料他必然会出手抑制现在言路的这种猖獗局面。”

陈以勤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坚持问：“太岳如此放胆直言，必是有所倚仗，老夫却偏偏想不出其中缘由，敢问一句：何以见得？”

“缘由就是：高拱是个想做事的人。”

这句话莫说李春芳，就是陈以勤也坦然承认，不加反驳，默认不语。

于是张居正收起笑容，正色道：“但现在这般情形，他想做事，就不能让自己的耳边整天有人呱噪、掣肘，出手压制言路乃是顺理成章之举。”

陈以勤略略思索，却仍不肯让步，道：“不错，他是这样的人，但这也只能说明他高肃卿有对付言官的理由，却并不能说明他就一定有这样的实力。”

张居正的脸色越发严肃了，甚至还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