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但那是个人态度，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

转回到皇帝，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却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是文官集团在万历朝变得比嘉靖朝更强大了吗？未必。事实上，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皇帝本人的思维。

高务实当年看过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小说，且不论其合理性与否，首先它们当时给了高务实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对其统治的影响。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当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径庭。而穿越者是一个久经世事知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小年轻，同样也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局限性，比他的生理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首先，他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够突破时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个人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处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局限了他的见识再次，他受到了个人教育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是后天形成的，教育读书这种间接经验，也会严重影响其思想。

对于明朝的土著皇帝来说，他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看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缚着宫廷中成长的个人经验，也让他严重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高务实发现，历史上几个偶然成长在民间的皇帝，个人能力几乎都非常强。

最后一点，则是土著皇帝受到的教育也是传统儒家思想那套，他也基本上不可能突破这套思想的桎梏。

嘉靖与万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继承大宗”入京为帝，而朱翊钧是由少年太子而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团给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这一世的朱翊钧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有了个高务实在身边，旁敲侧击地给他一些新思维影响。然而限于高务实的身份，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克制的。

思想上的局限，会造成其行为的局限。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残疾，比肢体的残疾要可怕的多，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残疾！

文官集团在道德礼仪、信息掌握、行政执行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方面，对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约。作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无所不能，其实是一个大号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信息是失真的，你决策的事项是高成本低效率执行的，你想做的变革和调整必须要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还要符合道德礼法的主流意识

皇帝们或许很少总结这些，但皇帝们一定能意识到一些，所以在原历史上，皇帝们都更喜欢用自己熟悉且相对“听招呼”的重臣。无论是嘉靖用严嵩，还是隆庆用高拱，亦或者万历用张居正，在这个根源上区别都不大。

无论这位首辅是忠是奸，本质上都是他将皇帝忽悠瘸了。至于接下来的事，只能看这位首辅的良心。

文官制衡皇帝，最常用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我们这个敬天法祖的国家的根基，是和平年代皇权的授予者，是运行国家机器、维持地方长治久安的工具，同时也是几千年来这个国家所有人包括皇帝本人内心中根植的绝对理想与理念。

文官熟读四书五经，又通过了科举考试，无疑是这个国家对伦理道德那一套最熟悉的人，他们可以让一切事情与合适的道德挂上钩，并以此来要挟皇帝、使事情符合他们的意愿、对事情做出合理的解释。

他们甚至从皇帝小时候开始就教授他伦理道德，以便于皇帝长大后能更好的间接治理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家实际的运行，文官集团才是真正的核心，皇帝不过是一个传统权力的象征罢了，无非因为传统的根深蒂固，以及没有新的意识形态替代，才让皇位如此的不容置疑，这也让道德伦理对于皇帝更加的重要了。

在这种时候，李如松作为实际上的被统治者，要求与实际上的统治者平权，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哪怕在皇帝这个名义上的统治者多方保护之下，他也依然会死意外战死也是死啊，你看那位老老实实与文官集团搞好关系的戚继光，他怎么就不会意外战死呢？

更让人心底发寒的，则是朱翊钧本人极有可能洞悉了其中的内情，所以至始至终放任和包庇李如松。他知道他不管怎么保护，李如松迟早都会死。而在这个反复拉锯的过程中，尾大不掉的李家军会被严重削弱，直至没有威胁。

这意味着，皇帝实际上默认了文官集团的强势，也无意在“以文御武”是对是错方面搞什么拨乱反正。或许在皇帝所接受儒家教育所形成的思维中，这本身就是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出发点都只是稳定统治。

高务实一路沉默地出宫，没有回户部，而是让仪仗直接开往兵部。凑巧的是，兵部今天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