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自明心迹云：“不肖发瓜州之后，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储事。”

李东阳说：“窃惟人臣事君，固当竭死生之力，尤当谨进退之节。”

费宏虽主持重，然也说：“敦尚风节，以稍振士气，在盛世不可无人。”

以上言论其实都说明，李东阳诸人由亲自参与谏诤，转而反对同僚强谏，确有政治态度的变化，但这种转变尚且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

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费宏虽迫于君势而对“大礼”采取较为审慎的政治态度，但这一思路却不能全然转移到与张璁诸人的关系经营上。“璁、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讦杨廷和，并牵连费宏，费宏难于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禄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务实通过对这些阁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便是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特征即费宏所言“委曲将顺，乃克有济”的事君之道。

所谓“委曲将顺”，是指李东阳诸人虽赞同士大夫群体的意见，然在君臣冲突的情境中有许多无奈的权宜举措，具体表现为顺从皇帝主张，缓和谏诤姿态

所谓“乃克有济”，其实便是“委曲将顺”的目的，所济为何？在时事，在天下关怀，难做一定之论，然而却肯定不是单纯的谀君之路。李东阳诸人行事尚有其原则底线，这从其不肯顺从君意追论谏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诸人以“委曲将顺”之道事君，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调护时局，其退于君臣冲突之争执，而得从容救护与君争执之官员。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类行为取向，终究以妥协为动作，且事涉个人荣宠，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节操、名利观念等相牵连，引发舆论毁誉不一。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费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锡爵奉召入阁，其谏诤姿态相较于前任阁臣王家屏，大为缓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钧“三王并封”的提议，三人皆因“出”、“处”之节而饱受舆论批评。

事实上，舆论对李东阳诸人的评价毁誉参半。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李东阳等人所焦虑者亦在气节褒论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李东阳诸人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诠释亦指向调和之事。

其实，对此类行为取向做何种评价，按照高务实一贯的二分论来看，还是要充分考虑传统政治文化纹理复杂的情况，避免极端于一方。

褒之过甚，则过分偏于事功，不免于无耻，而近于功利贬之过甚，则纯然以节气为重，不免于激越，而流于迂阔。

正是传统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种评判实践行为的合理性通路，它们相互融合、制约，最终映射为复杂政治生态中李东阳诸人这一类型的士大夫行为取向。

毕竟，因为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从这种意义上看，李东阳等人所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当然，也需要注意到李东阳诸人委曲事君，终究不免于放弃一些原则。阁臣若是这样做了，就失去了约束同官的底气。如焦芳者流一时势盛，李东阳其实也难辞其咎。

高务实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声，珍视羽毛，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本来明代的阁臣就并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宠信而势压同僚，却并非以身作则使人无话可说，难免会有人阳奉阴违，甚至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反对者。

昔日严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宠信最深之时，也一直都是倒严派存在。无非徐阶是暗地里的倒严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严派罢了，总之倒严派从来没有断过。

当然，如果非要让高务实做个选择，他一贯的看法还是刚也好，柔也罢，终归要看目的是否达到。

只是，眼下王锡爵还没有经历群臣强谏而不成的挫折，因此个性明显强硬，对于张诚的“诚意”也谈不上重视，如此才有了这样的反应，直接用“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回应。

眼看着张诚与王锡爵立刻就要谈崩，终究是申时行这位以八面玲珑著称的首辅更懂“弥缝”之道，恰到好处地插了一句话进来。

申元辅仿佛没察觉出任何一点火药味，微笑着道：“张公此来，若是带着郑皇贵妃的诚意，时行即为臣子，总是该听上一听的。”然后施施然伸手虚做一个“请”的姿势：“便请张公道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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