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这不意味着他就真的平庸。

在他当兵部侍郎的时候，就建议在昌平、通州、易县、霸县四州设立四辅，宿重兵以卫京师大抵算是建立北京军区，扩大首都防御纵深的意思，这一点在后来的战争中被证明是有效而且及时的。

他还广开北京附近的荒地，疏通水利造福老百姓不过这事估计他将来没机会了，因为早在十多年前高务实就曾经就此给高拱提议，然后在高拱时代就已经对京师附近的水利设施搞过大工程，现在永定河患问题基本解决。

不过这可以看出申用懋的战争方略：稳重防守，同时搞好国内经济，战争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大明的优势在于根基厚，把握好这些优势慢慢拖，拖也能拖赢。

别看这个思路看起来平平无奇，可是要知道，他提出这些的时候是崇祯二年左右。那时正是大明还不算病入膏肓，如果能小心滋补，说不定还有救。

事实上后人对这个没干几天的兵部尚书还算颇为推崇，比如清朝的陆应旸在里就说：“极要紧的，莫如真正边才。这真正边才，一时有得几个？只有孙承宗、熊廷弼、申用懋、范景文这四个官，文能安邦，武堪定国。只怕朝廷不用，就用了，只怕不久。

己巳年间，朝里官员见明君登极，比前不同，你一本，我一本，荐那范景文、申用懋才堪大用。”

不过很可惜，崇祯这位圣君宛如得了政治臆症，看谁都像叛徒。他拿已经做大的武将没什么好办法，但杀大臣倒是很利索，眨眨眼就能决定下来。

于是崇祯这一朝，内阁辅臣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十个而在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直接斩首什么叫伴君如伴虎，这就是了。

不做事，要死做事，皇帝又起疑，也要死。既要做事，又要让皇上有安全感，这就难上加难。

申用懋最后的结局是：兵部尚书申用懋，革职查办。

革职查办，这个惩罚在眼下的万历十五年来说，完全算得上非常严重，但申用懋被革职查办的时候，这个惩罚却是所有崇祯朝兵部尚书里下场最好的一个了。

没有牢狱之灾，也没有砍头之痛，甚至死后还赠了太子太保。他革职之后回乡，书、文、人品都被称颂，还治了一方颇为出名的砚台。不仅做到了独善其身，还把一个吴文化搞的风升水起。

这份影响还挺管用，李自成进京拷掠百官时，也抓了申用懋的儿子，以为宰相、尚书的后代一定有钱。不料意外发生了，不知道是由于申用懋清廉名声在外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总之最后只是打一顿就给放了。

这样的文臣，说实话在那个时代已属罕见，因此高务实虽然是心学派的政敌头子，但对申用懋的态度却还不错。

不过，申用懋今天和他路遇却不是真正的偶遇，他是奉了父亲申时行的命来和高务实说明情况的。

情况无非也就两点情况，一是南京的弹劾风潮并非他和王锡爵的指使，现在他们二位已经在着手控制了二是李成梁涉嫌向察哈尔售卖火药等违禁物资一事“疑点重重”，他认为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布日哈图的反间计，建议高务实“明察秋毫，审慎处置”。

话说得虽然好听，但高务实知道，申时行这次的传话实际上相当于求和。

按道理说，南京的言官也好，其他官员也罢，弹劾谁都是他们自己的自由，甚至是他们的责任。对于这种事，不管是高务实也好，申时行、王锡爵也罢，都无权干涉。

当然，道理只是道理，现实却是现实。两位阁老不仅干涉了，还提前知会了高务实，原因当然是要消除误会，让高务实知道他们并不是要力保南察不失。

不保南察，如果连李成梁也不保，那就不是求和，而是投降了。所以申时行的第二个口信就是在倒卖火药一事上向高务实表态：李成梁我是保定了。

一软一硬，看起来申时行并不亏本，这不应该是求和才对。

其实不然。

南察也好，火药案也罢，本身都是心学派吃亏而实学派肯定要赚的事，申时行如果实力足够，应该两边都保住，这才算是和实学派打了个平手。

但申时行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于是就有了申用懋和高务实的偶遇。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一种被逼无奈的求和，否则一旦高务实出现“误判”，搞不好两头都要拿下，那心学派就很可能要吃大亏。

刘馨听完高务实的解释，不由笑道：“看你这么开心，莫非申元辅现在的反应正是你希望看到的？”

高务实坦然承认：“不错，这正是我要的。”

刘馨就有些好奇，问道：“为什么呢？如果拿下李成梁，将来对察哈尔一战的功劳你不就独得了？”

“我不缺那点军功，真的。”高务实叹了口气：“刚才不是还说了吗，再过几年丰臣秀吉被逼得不行就只能发动战争。你琢磨到时候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