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被北京吏部掌握南京户部的财政虽然自己去收，但收完之后得上交给北京户部诸如此类。

所以实际上也有不少南京官员感觉很憋屈，毕竟虽然名字差不多，官员地位按理说也一样，但是实际上北京官员是正妻，南京官员只能算妾侍。

申时行的看法是，高务实可能会利用南察掌控南京六部实际管理各项事务的郎中、主事们与北京六部一样，尚书、侍郎不可能亲自管理到具体细节，细节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各部各司郎中和主事的手上。

郎中正五品，主事正六品，都在南察的范畴之内。在申时行看来，高务实要直接换掉南京六部的堂上官还是很难的，但如果只是换一些郎中、主事之流，在祭出了海刚峰之后，那就完全可能办到，而这样也能实际掌控南京的行政体系反正尚书侍郎们在大事上也得听北京的，这么做等于把南京六部架空，上下两不挨。

至于守备会议，南京守备勋臣是高务实捧起来的魏国公徐邦瑞，南京内守备是陈矩的人，仅剩一个南京兵部尚书又是个中立派，高务实不必插手也不会坏他的事。

不过王锡爵的观点和申时行却不同，他认为高务实不会“全面开花”，而一定会有所侧重。这个侧重，王锡爵认为十有八九会是在财政问题上。确切的说，很可能应在南京户部头上。

南京户部也是有一定实权的，它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同时还负责漕运、全国盐引勘合。

特别是盐引堪合这件事，明朝从始至终一直由南京户部负责这一事务，其中只有两年南京户部不负责这个事务：正德三年，刘瑾变法，改由北京户部负责，“南京引板，俱令销毁”但在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后户部奏请“刷印盐引，仍隶南京户部”，获得批准。此后一直未变。

另外南京户部还管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这些东西存于南京玄武湖。顺便南京户部侍郎也因此经常兼任总理粮储。

王锡爵的目光落点在税款和盐引上，他认为高务实最有可能对这两方面动手。

粮税不是商税，南京方面管着的四省历来是缴税大户，而在“海瑞战徐阶”之后，一条鞭法已经在南京诸省实行十几年了，现在这四地都不再收取粮食等实物税，而是通通该征银两、铜钱。

如今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按照王锡爵对他的观察了解来看，这位高司徒对于税收问题格外固执，很难相信他会放心南京户部自己搞这一套。

尤其是，南京方面去年征收的税额还不达标，少了七万三千多两银子，理由则是去年春夏之交遭受了风灾，影响了浙江等地的收成。

王锡爵当时人在苏州，自然很清楚这件事是瞎扯。风灾倒是真的，造成的影响也的确是有，可是这事和征收粮税税款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为什么？因为朝廷收税的额度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因为你受灾而变动额度。只有一种情况除外，那就是皇帝特批，某地因受灾而免税，或者明确准许某地某年减征多少。

朱翊钧前些年因为朝廷比过去富裕了不少，经常性批准减免税收，其中以皇庄改革的那一年最狠，全国各地加起来减免税款高达七十万两，虽然当时高务实不管财务，也差点被气死了。

在经过他的劝谏之后，朱翊钧才有所收敛，后续这几年，每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免税、减税大多保持在三十万两以内。至于去年，因为定策了要开藩禁，朱翊钧在这方面更加严格，全年减免只有十四万两，而这里头基本没搭理江南风灾这一茬。

换句话说，南京户部说少收了七万多两税银是因为风灾，这个理由首先在法理上就站不住脚。

其次，江南风灾虽然肯定会对经济造成损失，可江南粮税早就不依赖江南自产的粮食了，江南诸省自己都要从湖广买粮，这江南风灾怎么影响粮税？湖广粮税也归南京户部管，但湖广又没风灾，更不可能影响。

不过去年风灾到底还是影响了一些经济活动，比如桑树如果被吹倒就会影响蚕丝产量，织厂、纸厂等工坊在风灾天下也没法开工等等，所以受灾害影响更直接。

这些人里头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锡爵这样官商两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灾之后得找点手段弥补。

粮税减少，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户部不愿得罪的人。

王锡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当然首先就会认为高务实是盯上了这件事，继而要把手伸进南京的财政大权里来。

申时行和王锡爵虽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但双方的利益始终是比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后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布置。

申时行给南京方面的心学派高官再次写信，提醒他们不要只顾着自己写自陈，还要多关注手下的心学派僚属，至少在给他们的考语上一定要往好了写，同时也要在其他各个方面注意“保护干部”。

王锡爵则更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