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普通士兵的月饷为二钱五分时，家丁可以“食双粮五钱”。历史上的万历十五年，普通士兵的月饷增至四钱，家丁的月饷就升至九钱。等到了万历中后期，家丁的月饷又增加到了一两一钱五分，待遇不可谓不厚。

何况因为高务实蝴蝶翅膀的关系，北方的贸易流通相较于历史同期大为加强，间接导致物价略有下降，而因为高务实在与西班牙、葡萄牙人的海贸交往中获得了大量的白银，又使民间的通货紧缩稍有改善。

于是到了现在，边军将领家丁的粮饷已经提前达到一两二钱的水平仅指朝廷饷银，不算其他福利、将领自行下发的补助及战利品“分红”等。

由于兵制改革依旧只是起步阶段，而朝廷财政方面说实话也一直紧巴巴的，所以朝廷依仗家丁作战的大局面并未根本改善。如此一来，历次大规模的战役，动辄调拨数千家丁。

比如此次西北平叛，李如松就是带着自己数千辽东家丁参战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敢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直接发动那次攻击，掀开大胜的帷幕。

原历史的情况比现在更加不堪，对家丁的依赖更加严重，比如为对付崛起的满洲势力，大量家丁云集辽东，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告急，朝廷一次性调拨其余诸镇家丁六千五百名参战。

后期诸如萨尔浒等大战，朝廷也往往命令各将“听其带惯战裨将，所携家丁或千计，或百计”。如此算来，加上辽东地区各将领的家丁，最多时明朝可能集结了数万家丁作战。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此时的家丁战斗力还和马芳的马家骑兵、刘显的降倭夷丁时期一样，乃至于李成梁全盛时期的辽东军一样，则拥有如此多精锐士兵的明朝，为何还是打不过后金呢？没道理啊！

高务实认为，从家丁的角度来说，此家丁已非彼家丁。

在家丁发展的中前期，由于属于非正式编制，家丁的饷俸几乎全由将领自己负担，将领没有吃空饷的空间，更无这种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家丁的选拔自然极其严格，毕竟没有将领愿意在战场上自己坑自己。所以此时的家丁战斗力是真的强，胜率是真的高。

这一时期的家丁，如马家骑兵、麻家达兵、降倭夷丁等，只要自家将领觉得此战非打不可而放他们作战，别说一打二、一打三了，就算一打五的战绩那也比比皆是。像刘显在内地平叛的时候，由于对手比蒙古、倭寇要弱得多，于是连一打十的情况都不罕见。

但等到了中后期，朝廷正式承认家丁的国家编制，各种吃空饷的事就开始出现在了家丁当中。如今朝廷虽然没有进行调查，但高务实此前在兵部“五堂官会议”时听梁梦龙和三位侍郎同僚对过数，发现此时全国的吃饷家丁居然将近二十万了。

这怎么可能！

高务实是亲自指挥过兵力最为庞大的宣大、蓟辽各镇军队的，这几个雄镇的将领大概有多少家丁，他高务实几乎可以说一清二楚。就以他曾经段时间挂名的“七镇经略”之七镇而言，主要将领的家丁加在一块儿绝对不超过十万。

但问题在于，他们在兵部记录进册的家丁却有将近十五万。

家丁的空额都有三分之一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联想到原历史上将近明末的时候，朝廷发现“各处家丁原称精锐，今则童稚厮役尽冒双粮矣”，而且将领“多以家人寄名侵饷”。

比如万历三十七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总兵董一元等以废弁而冒多饷，各家丁所冒七千七百七十余名”。

这是什么性质？接近万人的家丁，都是不合格的，可见此时的家丁质量早已大不如前。

而到崇祯年间，熊廷弼经过调查，得出一个更加糟糕和悲观的结论，“全辽八万余军，堪战亲丁不满八千”，可知明朝理论上拥有的数万家丁的水分有多大。

这次出北关救援叶赫、打击图们的战争，高务实之所以既在私下表示，火器被服及粮食用度都可以“敞开”，又亲自去信要求曹簠仔细清点人员、不得冒名，就是出于这样的担忧。

现在高务实唯一纠结的一点在于，家丁制度到底要不要保留。如果保留，那么要怎么改革才能维持其出色的战斗力，并且不会被冒饷而如果裁撤，又要如何确保其他军队可堪使用，并且各镇将领不会强烈反对甚至反抗。

这件事，既有国家层面的战略安全因素，又有确保统治稳定的各种顾虑。即便高务实可以通过派系因素影响兵部，可以通过与皇帝的私人关系影响圣意，但他自己却左右为难。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但……更不能乱来啊，要是不小心搞成了王莽改制，那可如何是好？

且不说高务实的担忧，却说曹簠派人通知各地将领提前准备出兵事项的次日下午，圣旨和兵部的部令就到了。辽抚李松请曹簠入抚院议事其实没多大事，圣旨上说了，让李松切实调度粮草军资，“运筹辽北全局”，而曹簠直接负责相关作战。

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