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院侍读学士，现任刑部左侍郎的韩师兄。

由此也可以看出一件事，是不是实学派的嫡系，影响还是很大的。顾宪成与高务实同科，如今还只是员外郎。王岳锡比他晚了一科，却因为是实学派的嫡系，现在就做到了郎中。

至于李廷机等三人，则不能如此对比，他们三人虽然都只是“翰林闲官”，但却是清贵之官，只要熬一熬资历，一旦有个重量级的大佬推荐，随时都可能外放侍郎。而郎中要熬成侍郎，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成功的机会远低于翰林。

“天上神仙”和“半路修仙”，那至少都是修仙的人，可不是凡夫俗子能比。

高务实还没回京，就猜到自己出任户部尚书之后肯定会因为“搞事”而出事，到那个时候，忽然祭出京察这一手杀招一定很管用。

但是京察这一招有点像“七伤拳”，打别人的威力当然很大，但也极有可能把自己搞伤搞残，所以高务实提前让王岳锡“忽染急病”，到时候就算祭出京察杀招，也可以临时再决定要不要王岳锡亲自出马现在看来估计是不要了。

这一手不光是考虑到要保护王岳锡，也是为了让自己一方处于一个可攻可守的位置。毕竟是“急病”嘛，说不定缠绵许久，也说不定转天就痊愈，连头牛能一拳打死。

什么时候这“病”能好，不是李时珍说了算，而是高务实说了算的。

这一日京师百官忙得不可开交，可惜大多不是正事，基本都是赶紧去拜码头了。有老师在高官位置的，门生必去拜访没有老师在京的，搜肠刮肚也要去找老师的同年长辈们再不行就只好去拜见自己衙门的堂上官，期待领导给自己一个美评。

杨天官在确认了考功司郎中不能主持京察细务之后，很客气地把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找过来，当场指定他代行郎中权限，全权负责此次京察之事。

顾宪成在原历史上能够拉起东林书院来，自然不是个怕事之辈，当场就应了下来，面无惧色，一脸肃然，腰杆挺得笔直。

杨天官温言细语地勉慰了一番，话里话外那个意思，就差说天下兴亡在你一人了。

他这官场老江湖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励，搞得目前还不到四十岁的顾宪成豪气冲霄，当场表态，说这次京察关键就是要考察官员们“明四要”，并希望天官老大人支持。

杨巍已经七十有二，对于他这套理论没有细问，稍稍一听就按照高务实借刀杀人的思路直接表示赞同了。其实这是高务实不在，高务实要是在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主旨，你顾宪成这么早就已经归纳出来了？

其实顾宪成在中不止说了“四要”，他的原话是“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不过后面几项大多是说明“为什么要讲学”，是为东林书院量身定做的，与此时京察无关。

他这里所谓“明四要”，明是明白、明确的意思。至于四要，第一要“知本”第二要“立志”第三要“尊经”第四要“审几”。

而这“四要”，最根本的则是“知本”。

其实后来东林书院搞出来的，最核心的也是“知本”二字。何谓“知本”？就是正本清源，还儒家理学以正统地位，摒弃陆王心学之虚夸学风。

杨天官虽然没有细听，但顾宪成一说“知本”他就明白了，这次京察顾宪成的炮口一定是对着心学派而去的。

原因很简单，心学派一贯跟理学过不去，也不承认什么格物致知，他们讲究“心外无物”这个本身已经背离了王阳明想表达的主要意思，因为王阳明最重视的其实是“致良知”。陆王心学后辈完全走偏，直接偏去了玄、禅一流，完全唯心主义去了。

而经世实学则不同，他们是自认“理学”一脉的，尤其是在高务实接过大旗之后，非常认可“格物致知”，只是他提出的“格物致知”与原先的格物致知有所不同，他认为万事万物皆有其理，“理学”就是应该找出其中的“理”来。

甚至高务实还曾经提出过一些问题，诸如他曾问：“无边落木萧萧下，为何落木一定会下？”

有人便说：“天清地浊，清者升，浊者落也。”

高务实便问：“清者何以必升，浊者何以必落？此中之理是何？”众人皆不能答，而高务实笑言：“此即我辈当有所格之处矣。”

总而言之，顾宪成目前要反对的第一目标肯定是“虚妄浮夸”的心学派，而对于同样和他一样自认为“理学一脉”的经世实学，则还能够容忍。

至于什么时候会对经世实学也变得不能忍，那估计得等到他完成“正本清源”的大业，把心学派这批异端分子彻底干翻再说了。

杨巍对这些学术争议兴趣不高，但他“论学主明明德，论治主六经，论时政则主大学衍义”，所以他的立场一贯是谁有用听谁的。

以杨巍的观点来看，满朝诸公论“施政实效”，无人能出高务实之右。如今既然是高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