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心学一派的大臣，抢先入阁？”

这个说法有些不吉利，一般来说是不该这么说话的，但高务实刚才已经交代过了，是“做最坏的打算”，因此张四维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沉吟起来，一大堆实学、心学后继之臣在他脑海中浮现。

过了一会儿，张四维的脸色难看了起来，道：“怕是不太妙。”

高务实问道：“如何不妙？”

“若是三四年间出现你说的这种局面，最有希望的恐怕是王锡爵、王家屏，若再往后推两三年，则还有赵志皋、张位、陈于陛、沈一贯、朱赓等辈。当然，吴兑也有机会。”张四维脸色铁青，道：“这里头只有一个王家屏是北人，其余皆南人也。而王家屏虽然是山西人，却一贯沽名钓誉，性子又冲，非我所喜。”

高务实一摊手：“您看，这就是大麻烦。”

除了吴兑这个铁杆实学派之外，陈于陛是前大学士陈以勤之子，陈以勤历来中立，他的儿子基本也是这个风格，暂时不去说。

剩下王锡爵是南直隶苏州人，赵志皋是浙江金华人，张位是江西南昌人，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朱赓是浙江绍兴人。

这几个地方都是心学大本营，他们的政治态度不问可知。

拢共一个山西大同的王家屏，偏偏还是个孤僻分子，连晋党都不肯接受他，他也不肯入“党”，遇事风格就一个字：喷。

历史上的王家屏，高务实略有印象，他从日讲官干完转职到六部，再到入阁只花了两年，是明史之最。他入阁之后，原本在内阁排老末，加上别人都是南方人，他一个山西人，没有多少发言权。但阁员陆续死掉，剩下的许国申时行同时辞职，大孝子王锡爵回家省亲，王家屏莫名其妙的捡了个首辅当。

然而王家屏在首辅位置上什么也没做成，只是不停的和皇帝怄气，外加递辞呈骂皇帝。但王家屏罢相后，“君子”们思之不已，顾宪成在日后会推阁员时，就是因为非要写上王家屏的名字，把朱翊钧气了个半死，震怒之下马上叫顾宪成卷铺盖回老家于是大明诞生了一个叫东林党的组织。

所以，王家屏虽然是山西人，但肯定是靠不住的，这人唯一的兴趣就是怼天怼地怼皇帝，办事？不存在的。说实话，这种人就是想进实学党，高务实都不同意，哪怕他有首辅命。

王锡爵是牛人，但前文有介绍过，就不提了。

赵志皋嘛，高务实对他印象还凑合，主要是这位虽然未见得有多大能力，但总体来说起码不坏事，不过这人缺担当，也缺手段，无论是敌是友其实都比较无所谓。

当然，历史上赵志皋的任内，大明做了一件让后人津津乐道的事情抗日援朝。这可能是万历朝最光荣、最为人称道的事情，但首辅赵志皋却是以衰老无用着称。也许正是因为远征朝鲜的策划统筹后勤太艰巨，变故太多，才让阁臣的弱点暴露无疑。于是皇帝轻视阁臣，因为皇帝的轻视，阁权更为人所轻。

历史上的高拱掌权时代和张居正掌权时代，言路基本都是老实的。凭借这个惯性，申时行和王锡爵当国之时，言路也还有几分忌惮，但到了赵志皋时代就全变了。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作为座右铭和行事准则：

以威福归主上，以事权还六卿，以请托辞亲友，以公论付台谏。

积诚以事主上，洁己以风庶官，折节以下忠贤，黜私以绝险佞。

在别的时代，这也许只是个政治姿态，以前的阁臣明处挂这种清高联对，暗地里拼命抓权，然后又大叫“阁权日轻”、“万事皆自宸断”来逃避事后的责任，但赵志皋嚷嚷还权，才刚摆了个姿势，大权就被人一把夺走，简直神了。

因为赵志皋还权给六卿，所以他没有权，他没有权，别人何必鸟他？不靠踩他上位就已经厚道之极了好吧。

当然明末的言路，倒也不产厚道人。

于是赵志皋激愤地说：“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谋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

可惜赵志皋连说这种气话都被人揪住诘问：阁臣是天子辅佐，怎么可以斤斤计较权势轻重？

赵志皋年老体衰，真正管事的，前是张位，后是沈一贯，都是公认阴险之人。他们两个整天和吏部争权，算计对手，树敌无数。最后，张位被万历削职为民，沈一贯因为楚宗案也差一点要翻船。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赵志皋的软弱倒也是种自保之道。

赵志皋当上首辅的时候，早已老病交加，杜门卧病，上了无数乞罢疏，朱翊钧没搭理他。

其实皇帝也难作，你同意吧，就有闲话说你赶人。早年的时候，朱翊钧曾经很痛快地批准大官退休，内阁总要求皇帝先多挽留几次，以示主眷绵绵圣恩隆隆，搞得他很烦，后来拿到辞疏干脆不理睬。这下倒好，阁臣的报应到了。这一位浙江首辅求退无门，甭管怎么请辞，皇帝就是不搭腔，最后内受病痛折磨，外遭言官唾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