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五县当然会有应对，但没有谁自己跳出来表示对这起刺杀负责，他们是朝廷命官，又不是恐怖组织，谁都不会朝这种枪口上撞。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婺源县是徽州府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实力位居五县之首，更是朱子的故乡。婺源知县冬月十五接文，在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以大明的平均行政效率而言，堪称神速。

可惜速度虽然快了，质量却实在有些拿不出手。这篇申文的论点，和此前绩溪杨教谕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八千七百八十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生绢”，那是南京承运库的事，更与地方无关。

这个论点当然破绽很大，毫无新意。不过这也没办法，一共只有几天时间，婺源县令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

不过该县令到底也非庸手，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查阅黄册。

所谓黄册，乃是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峰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它是第一手资料，最具权威。

婺源县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因此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就知道谁对谁错。

按照规定，黄册会抄送数份，不仅本县、本府都有保存，还会抄送南京户部留底。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留底，不可能被你某个地方的官员篡改，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婺源县这个说法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名人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显赫，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致仕高官压阵这就是南榜进士竞争激烈的原因，这才区区一个徽州，就牛到这个程度，只是辖下两县，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还全是活着的。

三天之后，绩溪县再次加入战团，同样也是知县领衔。

有了婺源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其知县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之上。

帅嘉谟此前有一个质疑，说徽州有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攻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所以如果朝廷单独在歙县征收生丝，会典一定会明确写出来。

绩溪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苏、常独征白米宁、太独征牧马绩溪独征皇木。这些在会典里也没专门写出来呀。又譬如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不必去管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赣两县就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艺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交纳。这些单征的项目，会典里也都没提啊。

罗列完这一大堆，绩溪县令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写的那么详细。因此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道理说清楚了，可惜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找来找去发现本县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退而求其次，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一大一小两县打起头阵。其他战友也不好落后，几天后休宁、祁门两县也有了回应。

尤其是休宁知县的回应，对帅嘉谟的威胁最大。此公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出手不凡，他抛开那些弯弯绕绕，矛头直指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麦九千七百石，折生绢只有四千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交纳“人丁丝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多交的四千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休宁知县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更制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九千七百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加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一万零九百七十四斤又三两。每二十四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正好是八千七百七十九匹整，与“人丁丝绢”数字相符，所以这就是歙县的税。

在洪武十年、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十八年，对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二十四两调整到了二十两，但定额八千七百七十九匹，却没有改动过。

这还只是休宁县令的第一招，他的第二招，指向物产。

因为帅嘉谟之前曾提出，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