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掌管了全国户籍亩田，每一地每年该缴多少税，折算多少税银，户部也是门清。

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贪腐，而增加财政收入。

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扼制了地方官员贪腐。

徭役也是一样，家里有多少人，在衙门需要征役的时候，就按规定出多少人，不想出人，也能出钱代役。

扼制土豪、地主，避免土地私有制发展，使土地交易卖买日益资本化，杜绝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强占百姓土地，并且逃避相应的赋税。

但是，一条鞭法丰盈国库，是富国之举，却也银贵谷贱，商人难免抬高银价，谷贱伤民。

于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摊丁入亩应运而生。

昭永帝废除了“人丁税”，并亲笔写下“永不纳丁，后代有不肖子孙，想要收人头税，还要掂量一下祖宗孝道。

人头税占了百姓纳税的三成以上，不用缴纳人头税，在实质上大大减轻百姓的负担，光是这一条，就让老百姓们感恩戴德。

人丁税也是贪官污吏们，贪腐的最大途径，简单易操作，废除人丁税，就相当于废除了，贪官污吏对百姓最大的压榨途径。

张榜一出，百姓们激动得跪在地上，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自此，天下归心。

昭永帝暴戾嗜杀之名，无人提及。

而摊丁入亩继续延上一条一条鞭法。

田按什么分？

按人口分，生得越多，田分得越多，不需要缴人丁税，多生多分田，这是为了提高人口，提高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扼制，贪腐成风，使之少了一个贪腐的渠道，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管控。

同时，人口增多，生产力提高，也足以弥补人丁税的损失。

生产力的提高，使国内物资更丰富，也能弥补一条鞭法，带来的银贵谷贱，谷贱伤民。

这两个政举，都是在大周朝的前车之鉴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发展。

除此之外，昭永帝还颁发了均田法。

将荒芜或没收所得的土地，作为公田公土，按人头分给百姓，军士给田五分，平民四分，孤寡和残废者三分，田主不得多占田地，更不得任其荒芜，违者以强占土地论罪，进一步使百姓脱离当地豪强地主的控制，加强对朝廷集权。

这三项，是面向百姓所施的仁政，将农业发展放到了首位。

殷怀玺又颁发了专门针对士族官员缴税的税法。

废除原先的“免征”条款，改成视功名、官职大小，酌情免、减、递各项税款。

比如中了秀才，原先名下的田亩不需要征赋，但现在改成五亩以内免征，超过五亩或五亩以上，就要视功名的大小，视田亩的多寡纳税。

按田丈亩，家里有多少田，就要按规定纳税，田越多纳的税款就越多。

总而言之，就是皇天老子也要依法纳税。

凡发现漏缴、少缴、不缴，视税款大小，情节严重，依法处以十倍或抄家流放、枭首等。

殷怀玺还规划了商税。

首当其冲的是关税，凡朝廷下设的陆路官道关卡，都设关税，通行要缴一定的银钱，平民一分税，商人三分税。

此一举，加强了各个关口的管制，还为国库增收。

岸口税，水上贸易视货物多少，价值几何，在货物价值的基础上收三成税，此一举对商人实在不利，但他同时

放开了盐、茶、布、瓷等物的交易额度，使商人自由贸易，大大增加促进了贸易发展。

同时，开通外邦互市，狭裕关成为互市的第一个试验点。

税缴得多了，但商机也更多了。

殷怀玺颁发的新政令，借鉴了史书，但朝代不同，国情也有所不同，也不能照搬全抄。

虞幼窈精通农、工、商事，这几年在辽东，也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善举，殷怀玺每每颁发新政，都要与她商议，听取她的意见，之后集思广益，与内阁大臣们一起商议完善，围绕着“以民为本”的新政，这才得以施展。

接二连三的政令颁发，使大昭渐渐走向了正轨。

因礼部正在准备封后嘉礼，男女双方在婚前不能见面，殷怀玺在朱公公的三催四请之下不得不回到宫里。

虞幼窈派人往虞府递了口信，打算回虞府一趟，她与虞氏的亲缘关系，也是牵扯不断，断没有回京，却不回去走动的道理。

这一道口信，在虞府东西二府掀起了轩然。

立后诏书已经颁发，虞幼窈要回虞府，江氏当下就慌了神，去寻了虞宗正。

新朝初立，新皇又陆陆续续启用了不少前朝的官员，尤大量启用虞氏族人，将其放在朝中重要的位置。

虞阁老升任首辅。

虞善德钦点东阁大学士，直入内阁，并官升三品，任工部左侍郎。

工部掌兴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