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越与二苏又去沈遘，司马光等处一一称谢，中途还去酒楼吃饭，期间苏轼苏辙他们与章越言语起了王安石不近人情之事。

苏轼言道：“尧舜三代之治，必本于人情，不以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故而人情，不仅是吾治学之道，还为施政之所来，不近人情，不可为法，不近人情者更不可治天下。”

“爹爹言王介甫如王衍，误天下者必为此人，盖为不近于人情者，必为天下之大盗！”

章越闻苏轼之言略有所思。

王安石不近人情，那用于为政是否也是不近人情呢？

元佑时，司马光主政，遇到满朝诸公都问私计足不足。

众官员们都奇怪，哪有宰相见面就问官员私计足否的道理，司马光解释说“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

明朝袁宏道评价司马光，学问到了透彻处，言语句句都是人情，从不以道理约束他人。

苏辙问章越如何看？

章越笑了笑，随手拉过一名酒楼上的伙计问道：“汝喜此活计否？”

伙计笑道：“这位官人莫要说笑了。”

章越道：“说之无妨。”

伙计叹道：“若非为了一日三餐，谁愿为此奔波。”

伙计说完，章越拿了几十个铜钱放在伙计手里，然后与二苏言道：“我的道理也在其中了。每日辛苦奔波，不得歇息，近乎人情否？不近于人情，奈何为何劳此，要以此谋食也！”

“两军交战，彼此互不相识，却要取人性命，人情否？不近于人情，奈何为之，国法如山也！”

苏辙道：“度之，此乃小情与大情之辨，最后都要归于人情二字。”

章越道：“然也，伙计一日不谋食，或也不一定饿死，甚至可劫掠为生，到了被官府拿了，这才悔之莫及。芸芸众生多不懂得大情与小情之别，不近于小情，未必不合于大情。”

苏轼道：“故天下之事，风俗变于前，法制变于后。”

章越苏辙一并认同道：“此持中之见。”

章越，二苏说说聊聊，酒足饭饱之后再一并至欧阳修府邸。欧阳修还未公退到家，他们便与欧阳发闲聊。

章越与二苏都是欧阳修所赏识，之后二苏为欧阳修荐于韩琦的，为韩琦所赏识重用，而章越与欧阳发已是连襟，更亲近一些。

等到欧阳修回府，章越与二苏受到了家宴的款待。

欧阳修复叹道：“本朝真宗皇帝好文士，喜儒学，但凡御试前十，制科入等者的文卷皆录本，于真宗皇帝影殿前焚烧。”

“尔等我们文臣有此优厚之事，不可不称谢于真宗皇帝。”

欧阳修言语间感慨甚多。

苏辙向欧阳修说起王安石不肯制词之事。

苏辙先自承其过道：“辙年轻不知尊卑，狂妄议论，动辄批评天子宫闱之事，确实是太过了。但辙出发之心，乃尽忠直言，无隐于君上。”

苏辙又对于王安石，胡宿颇有微辞道：“所谓的当世名士不过如此罢了。”

欧阳修闻言笑道：“古者造士，选才考言。制科策言，古往今来推其首者三也，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也。”

“吾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到了高第，可谓有根据。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恩者，事理明也。至于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太常列他为下等，然汉武帝却列为上等。”

苏辙闻言不服道：“欧公所言极是，但辙以为晁董固是千古佳对，但公孙弘则不然，其习文法吏事，却饰以儒术，汉武帝为政之举，他无论对或错，都能从寻典章而佐证之，从不匡正君上，从不廷争，事事从之，此实为佞臣。”

章越闻言动容，却见欧阳修笑呵呵地不以为意，也就没说什么。

片刻后，欧阳发言又得了几样稀奇古玩，邀苏轼苏辙同看了。二人离去后，欧阳修对章越忽言语道：“吾故友梅公梅尧臣在官三十年不得馆职，本待唐书修毕，吾再向天子奏请，怎料书成后即染疫而没，实为憾事。”

“当初我试制诰，圣上有旨下，如欧阳修，何处得来？故不试而命制诰。当时我在朝中言，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制诰者才三人，陈希元陈尧佐、杨大年杨亿，及如今吾忝与其一尔。”

“吾知制诰后不久，即被贬滁州，朝士多不给说话，至今想来也有朝中官员多忌之故，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实在后悔莫及。”

章越听了才知欧阳修当初是多飞扬一个人啊，不试而命制诰确实牛逼，牛逼也算了，欧阳修还拿此到朝堂上大吹特吹，与陈尧佐，杨亿并称，如今经过贬滁州事，也是后悔了。

章越道：“多谢伯父教诲，小侄记住了。”

欧阳修笑呵呵地道：“年少太早得志，未必是好处，政事堂堂除比馆职贴职要紧多了。韩公为相，心如明镜，哪怕是毫发之事也不会误断。”